浅析宋元戏曲中的“负心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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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爱情而言,“负心”指夫妻或恋人中一方背叛了对另一方的承诺,或者时是男人对女人的抛弃行为。

“负心型”故事自《诗经·氓》中出现后就一直在文学作品中留有深刻的印记,宋元时期则出现了大量的“负心型”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主题思想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一、“负心型”故事的社会根源

男性的“负心”现象很早就已经出现并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品中却尤为繁多,可以从当时的时代特色来具体分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

(一)科举制度的繁荣是导致书生“负心”现象的最根本的因素

从唐代开始大兴科举,文人有机会“金榜题名”“高中状元”,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人才有的殊荣。

而到了宋代,宋太祖“抑武扬文”政策的实施,使文人地位得到真正提高,科举制度也达到鼎盛期,这时候科举才真正地面向了广大的读书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富贵易妻”“结亲权贵”的现象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并且引起了文人和艺术家的注意,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反应于戏曲作品中。

(二)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以及读书人的人格缺陷也是导致这种悲剧的原因

很多“负心型”故事的女主人公都被打上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标记,女性没有主体性,没有话语权,她们只能随男性而赋形。

女主人公大多内心十分善良,对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处于社会底层的她们要想改变自身命运,只有依附男性,但往往只能得到更坏的结局,她们从一而终的文化枷锁对她们的束缚和影响也是巨大的。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其性格和人格的缺陷也显露无遗,对于女性的付出,他们怀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情来接受,丝毫没有一丁点儿感动或感激之情,所以一旦科举高中,他们人性中的自私和无耻就更加暴露出来了。

为了私欲,他们人性泯灭,抛弃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原则,为了“人生”而放弃了“人格”。

(三)情感因素也是导致“负心”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些“负心型”故事中,男女双方缺乏一定的感情基础,男方一味地索取,女方一味地奉献,而女方看重的日后的回报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本身就是虚无缥缈的。

他们的这种关系从根本上就存在着不平衡性,不合理性。读书人在罗泊的时候,暂时需要女方的帮助,或者是着眼于女方的钱财,对感情因素则相对考虑较淡,更甚至是赤裸裸的利用。

相比较而言,在他们的婚姻中,爱情成分比恩情成分淡了许多。所以男主角的“负心”,与其说是他负于“爱情”,倒不如说是负于女方对他的“恩情”。

这种夹杂着恩情的爱情与现代意义的爱情是不同的。

二、“负心汉”形象的不同书写

宋元时期的“负心型”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虽然出现很多相似的人物,但在不同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塑造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不同时期,以“负心汉”为母题创作的作品中,其人物形象呈现不同的特点。宋代《张协状元》中的张协,元代《荆钗记》中的王十朋和《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其身份都是平民状元,文学研究但这三个状元却被塑造成完全不同的性格。

(一)张协

剧中的张协从本质上来说是人面兽心,背离人性的状元。当他路过五鸡山时,被强盗抢走行李,又身受重伤,不得已投奔古庙,此时的张协还是一个追求理想的读书人形象。

而在遇见王贫女后,他的自私、无耻就开始慢慢显露。张协与贫女的成婚完全是出于“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考虑,从一开始,他就不打算对贫女负起责任,但贫女对他许下的却是一辈子的幸福。

在赶考途中遇到困难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张协别无他法,只有借助女人的帮助,以爱为名骗取贫女的感情,也玷污贫女贞操,这个时候贫女成了他事业的助推器,而一旦科举高中,他的那种读书人的优越感就又重新抬头了,原配的存在就阻挡了他与权贵结亲,这是贫女就成了绊脚石,是必须除去的心头之患。

因而,当他中状元后,对于昔日的救命恩人兼患难之妻则视为陌路,吩咐下人:“有村夫并妇人,不得放入,须密地前来通报,如犯约束,重行治罪”,而且再次路过五鸡山时剑刺贫女。

如此恩将仇报,实为天理所不容。他与贫女的结合一直都不是出自本意,在五鸡山时是出于利用的关系,而在王德用与他议亲时又是摄于宰相的权威,不得不为之。

自此,一个自私、凶残、无耻、人性扭曲的封建文人的种种面目全部展现出来。

(二)王十朋

王十朋是位列四大南戏之首《荆钗记》的主人公,讲的是王十朋中状元后不负其妻,两人历经磨难终至团圆的故事。

剧作立足平民百姓的道德立场,赞美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爱情。剧中的是一个有骨气的贫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自幼苦读诗书,不幸父亲早丧,家业日渐凋零,只用一个木头簪子做聘礼与钱玉莲成亲。他意志坚定,对自己的爱情和人生都有着执着的追求。

在事业方面,他有宏图大志,渴望求取功名,一展宏图,却也不以清贫为耻,甘心在家侍奉母亲,是一个有着远大志向又非常孝顺的读书人。进京赶考前,他与钱玉莲感情非常深厚,并以荆钗盟誓。

当王十朋高中状元后,始终坚守“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的信念,待万俟丞相想招他为婿,他毫不犹豫地搬出自己的妻子予以拒绝,因此而得罪了丞相,面对权贵的打击报复也丝毫不退缩,可谓是一个不慕权贵、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的状元形象,其本性中“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男儿气概彰显无疑。

王十朋至情至性,有自己的坚守,对钱玉莲的感情也是非常真挚的。朝廷本委派他去江西鱼米之乡作佥判,而万俟为了报复,则改派他去广东潮阳烟瘴之地。

王十朋为了迎接妻子钱玉莲一同赴任,并托“承局”送信回家,不料又被孙汝权偷改了家信,言其已经入赘相府。

后来当得知钱玉莲为他投江殉情后有人劝他再娶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念学生贫寒之际,以荆钗为聘,遂结姻亲。山妻守节而亡,焉肯忘义再娶?”

王十朋对待感情非常专一,一旦决定,就不再轻易改变,这种真挚的感情让人赞叹不已。

最终苦尽甘来,夫妻团聚的结局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符合观众的期待,也是对其高尚人格的最好回报。而王十朋作为当时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接受权豪势要的逼迫和利诱,算得上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人物。

(三)蔡伯喈

蔡伯喈则是另一类满腹经纶却委曲求全、懦弱而没有主见的状元形象。他渴望考取功名,一展宏图,但他的性格的软弱在他的“三不从”向“三从”的转化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面临科举考试时,他被动地走出了人生悲剧的第一步,从这方面来说,他的人物形象偏于苟安和软弱。

当他高中状元后,牛丞相奉圣旨招他为婿,他开始是坚决不从,当被圣旨驳回后,他软弱的个性再次显现。

一面入赘相府,享受着“攀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生活,一面又怀着愧疚和痛苦。

他瞻前顾后,生怕失去,却失去更多。

他虽然可怜,然可怜人则必有其可恨之处,他的懦弱造成的赵五娘,牛氏的悲剧是无论如何都不可弥补的,他虽然承受了封建社会对他造成的悲剧,但这都是他的优柔寡断造成的人生悲剧,他承受悲剧的同时也制造着悲剧,虽然最后夫妻团聚,也只是因为牛氏的委曲求全,否则赵五娘的遭遇也可想而知。

因此,《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是身处蔡父强试、皇帝强官、牛相强婚,在蔡父、皇帝、牛相的“三强”与蔡伯喈“三不从”的矛盾冲突中,促使忠孝两大伦理的冲突一一呈现。

蔡伯喈虽负经济之才,却无经世之志,他看重的是“夫妻长厮守,父母愿长久”的人伦之乐,然而在现实面前,蔡伯喈欲以孝立身的志愿在“孝道虽大,终于事君”先忠后孝观念的逼迫下无法实现。

蔡伯喈被各种责任和义务束缚,他所有的选择都是被迫的。他的个人追求和欢乐苦痛在君臣、父子大纲面前毫无意义,只能按照伦常准则步步退让、委曲求全来缓和矛盾。

故他欲为孝,却留下了“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终生遗憾。忠与孝的内在矛盾使蔡伯啃最终落得个为子无力尽孝、为臣无心尽忠的不忠不孝的悲剧下场。但即便如此,作者却依然为其开脱,呈现出了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

张协、王十朋、蔡伯喈可以说是宋元南戏中状元形象的总体概括,而这三个状元形象由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和道德差异。

三、对题材的继承与创新

(一)作家的创作理念

早期的“负心型”作品都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具有对是非黑白的鲜明的褒贬倾向。

在作品中寄寓深广的批判和同情,这是早期的“负心型”作品最可贵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早期“负心型”作品为大众生动地呈现了那些负心汉背信弃义的丑态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肮脏灵魂。作家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让他们在戏文中受到应有的惩罚,使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现实评判精神,在字里行间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

首先,关注下层人民的苦难,关注女性的命运。作家的创作满怀着对社会强烈的人文关怀,对社会中受压迫者的女性的同情和赞颂,更是内心深处真实情感的表露。

纵观各个时代的女性,她们追求幸福的道路布满了荆棘,却从未停下自己追逐的脚步,虽然她们的命运充斥着生活的不幸,但灵魂中不屈服的火焰却从未熄灭。她们的这种不屈的精神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心灵慰藉。

其次,“负心型”作品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也值得现代作家借鉴。在“负心型”作品中作家大胆地对封建社会价值体系进行了批判。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优秀的文学作品以生动的语言,鲜明的形象,展现了人物的丰富内心世界,描写出了不同的社会风尚,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从而使读者获得对于现实以及社会人生的感悟。

但任何作家的创作又不都是纯客观的反映社会现实,在塑造人物形象或构思故事情节时总会或多或少的带有主观色彩,只有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代表人民的心声,才能创作出人民喜爱的作品。

(二)历史题材中的时代心态

任何时代都有着代表时代独特气息的作品,特定的文学作品中,总是蕴含着时代的一些信息,大家从中都能解读出一点当时时代的影子。正是作品的这种时代气息导致了产生于宋代和元代“负心型”作品在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关系和历史环境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因此,时代和地域的变迁都会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在作品中留下印迹,这是两个同一题材作品情节发生改变的理论依据。

对“负心型”作品的改编都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观众的审美情趣也开始转移,对女子命运的深切同情使她们渴望女主人公有一个看似美好的归宿,作家朴素的创作动机与民众审美需求的不谋而合,必然导致代表元代时代特色的“负心型”作品的形成。

综上所述,“负心型”作品的不断发展,实际上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不同的创作态度,从这方面来说“负心型”作品剧情虽然较为简单,但却如镜子般折射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各色人群。这对于我们认识此类戏曲作品的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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